2025年8月4日，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，享年95岁。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、文化研究，以上古史、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及独树一帜的“大历史”写作闻名于世，其代表著作包括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《汉代农业》《西周史》《万古江河》等。许倬云虽以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为研究重心，但目光从未局限于中国古老的过去，而是由思考出发，观察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发展。资深媒体人李菁在新书《历史的钟摆》中收录了她在2022年、2023年对许倬云先生的访谈。
《历史的钟摆》
李菁 著
火与风｜上海译文出版社
经明行修是基本素养
李菁：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的共同体，发展了几千年，为什么现在面临那么多各种挑战，一直没有崩坏，也没有分解，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？
展开剩余89%许倬云：中国历史上面临的外部挑战，一个是饥饿，另一个是侵略。农业是自生自长的事情，农业好的时候，凭两只手就能养活全家。以农为本的中国，在汉代以后已经平稳地发展出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。因此，只要田亩足够，在安定的局面下，就可以做到以足够的劳动力，养活足够的人口。
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，如果有问题，一则天灾，一则人祸。前者不会永远发生，也不会全面而持久地发生。因此，中国的农业，只要没有重税、没有重租，且劳动人口不减少，那么这种农业秩序基本可以长期维持稳定。
“人祸”可以分成两种：一则是国内秩序失衡，政府的管理制度失效，于是农家无法有安定的日子维持正常的生产；另一则是外敌侵犯。
过去的外敌主要是北方和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——他们居住在气候比较寒冷或干燥的草原地带，牧养经济生产力并不稳定，遭逢天灾——长期寒冷或干燥，会让他们向南侵犯，寻找更好的牧场。北族南犯中原，铁蹄进入阡陌纵横的农地，难以驰骋。而且中国可以不断地向侧面或南方撤退，维持长期的抵抗。北族通常无法熬过这样的“消耗战”，终于被中国消灭或同化。
这种外族侵犯的个例，可能长期不断地出现。因为邻近中国的外族先企图进入中原，更远方的邻居便一群群地跟随前面的“开路先锋”，尝试牧马中原。于是，这种灾害——例如“永嘉之乱”时期，可以持续三四百年之久。另一种形态是从契丹以至于蒙古，接下来是女真满族——这种长期一波一波地侵扰中国，胡汉之间不断地更换角色、互相进退。如此后果，就是汉人政权和胡人政权轮流占有中国，甚至建立“二元体制”：北族以北方当作自己的“老地盘”，以草原方式继续经营，也作为其维持中国的后援；而在汉地，则收取钱粮，维持汉地“中国式”的朝代。
所以，“中国”这一含义不断地变化：从现在的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——长江流域的总生产力数倍于黄河流域；进而扩到沿海地区——虽然那片区域较小，可是进一步扩大到西南，力量就大了。上述制度，以满清政权维持最长期而稳定的“二元体制”。因此，“中国”的内涵也就在其制度之下，潜移默化地转变成现代国家(而非完全汉人)的基础。可是，清代始终只能做到“前现代”的体制，这种牵绊永远不能将其转变成现代式的国家体制。
如前所述，还有一种形态的朝代更换是由于农民起义。农民平常安居乐业，假如政治环境良好，即使有天灾或者疾疫，只要政府功能正常，通常可以赈灾或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一困难，而不至于颠覆政权，更不会颠覆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经济。
李菁：怎样理解中国的文官制度？
许倬云：中国从汉朝起就讲“经明行修”：通晓经学、品行端正的人，就是“士”。但是他们要想进入太学，就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。他们会选一部经典作为自己修读的专业，要保证学术思考能力过关——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。太学毕业后，这些人回到家乡：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会被推荐到地方政府，从基层开始，逐步升迁，最终进入中央政府。
如此情形之下，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备“经明行修”的基本素养，还要有“牧民之责”。按照《论语》的意见，候补官员如果能够做到修己，再进一步做到安民——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们有德行和能力，就足以治理国家。《论语》的盼望不仅仅是“安民”，还有“安百姓”——此处“百姓”的意思是“百族”，也就是许多其他族群。到了那一阶段，就是从一般的国家终于开展为“天下国家”。只是，儒家也觉得这一理想实在遥远，所以不一定能做到，甚至不必马上做到安顿整个“天下”。
“精耕细作”只是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
李菁：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资本主义，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。您的观点是什么？几年前，学者彭慕兰在《大分流》一书中提出“欧洲例外论”，您怎么看待他的研究？
许倬云：儒家“治天下”或者“安百姓”，是个遥远的理想。中国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，最多管到四邻，互相不侵不犯。明太祖立国之后就宣告，四邻有十四个“不征之国”，也就等于宣称“你不犯我，我不管你”，彼此睦邻共存。明成祖派遣舰队“下西洋”，先后六次大舰队航行，没有灭掉任何一个国家。
西洋的历史则是摆明了由贸易取得最大程度的利润：经济获利为第一步，下一步即是“通盘接收”，乃是贸易转为殖民，以完成全盘的掠夺。从16、17世纪开始，西洋人经过远航，纷纷割占世界各地，那是一个全盘征服的制度，而用“天下国家”的口号作为借口。这种“天下国家”，以力量为本钱，而不是以治理、安顿为目的。资本主义的趋利，是“极限的获利”。中国“精耕细作”基础的农业经济，只是家门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。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制度是大家共有“天下”；资本主义的制度，则是“唯我独尊”——做不到统一的时候，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。中国式的天下是农业的，不会想到全球都是农田；欧美式资本主义的“天下”则是赚钱唯恐不多，财富没有止境，那才是真正走到极限才停止的制度。
明代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商业化社会个别而平行地发展。只是为何明代没有走向欧洲同样的历史途径？
我的观点是，第一大原因是生产力：机器生产当然比手工生产快，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——对明朝而言，为什么要大量生产？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欧洲需要市场，中国不需要市场？因为中国可以自给自足——村子里卖不动就到镇里卖，镇里卖不动就到县里卖，这就足够了。
但是西方从西班牙开始，到英国、美国，是要将生产的商货转卖他人以赚取财富。所以，欧洲人发展出来的模式是：商业资本主义+工业机械化生产。工业机械化来自两方面：一个是矿场里拉煤的机器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；另一个是船上加一个机轮，跑得快、跑得远——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生产出廉价的产品，卖到他方赚大笔的钱。可以说，这是“另一种方式的游牧”，他们的掠夺不靠传统的鸣镝、快马，而是凭借机械和商品。
李菁：古代历史上的东西方贸易，中国的大宗商品卖出去依然会产生巨大的利润，白银持续流入。既然有这样的外销渠道和大市场，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轮子转起来，更没有转得更快呢？
许倬云：从宋代开始，官方介入榷、监等类生产事业。榷、监中的工作人员中，相当大一部分是皇室成员或来自功勋家族，他们不隶属于一般的政府官僚组织，而是以皇家专营的方式维持特权。好处是：既然他们是特殊人员，日久以后，多少有点专业训练；他们手下的技工，也因为职业相当有保障，愿意专心致志地改良产品。我以为如上这些条件，使得宋代的手工业和专业生产能够提供大量的产品——不仅内销，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外销至东亚乃至印度洋。因此，宋代这种产业的数量，在全世界的生产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
上述“官办企业”，例如烧瓷、冶金等，生产量大，利润也厚；所得利润则用于供应皇家与贵族生活，并没有将资本投入再生产或企业的升级。自宋以后，这种体制在中国维持不断；到明代，是太监代表皇权监督产业；在清代，是内务府独占产业。数百年来的专断，这种体制惰性逐渐显现，而且成为痼疾，以至于不再可能转化为健全的市场体制下出现的资本主义。
动态的“善”与“和谐”
李菁：您的著作里面常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源流的对比追溯，怎么样去理解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？
许倬云：希腊的大哲柏拉图，在其老师苏格拉底离世前与他讨论了这个问题：他们求真——“真”“善”应当一体，而他们也是如此认为的。但是，希腊神话中的生活不是“善”，而是相当的任性。众神都行为不端、男女情爱混乱不堪，柏拉图认为因为神话中的混乱，在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城邦，就该思考如何从求“真”进一步求“善”。苏格拉底认为，他自己所见的城邦制度并不理性。因此，所有城邦呈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，都有极大的缺陷。城邦之中，既然所见的只是原始欲望的将就，那么，如何以“善”为方向，在混乱之中找出合理的秩序并预防目前的城邦制度会走向“不善”的成分，如僭主、暴民等，就成为他们需要思考、面对的问题。
他们看见城邦内部出现暴力的苗头，所以要针砭城邦，要浓缩道德之学，所以主张“哲人王”管理国家。这一“哲人王”不是直接做王，而是监督城邦——以良心来监督。
从这一出发点来看，西方传统有两个东西：一个是游牧、战斗部落的权斗，也就是为了酒色财气、欲望、淫乱、权力；但是，在这时候永远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，替老百姓看天象、气候(有时候还看地理形势)，类似中国古代“姜太公”的角色，他们后来有的成为“博士”，有的成为“先知”。
这一转换在欧洲非常不容易，但是在中国相对容易：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是农耕——农耕是生命的再造，没有善恶可言，只有因时而动。因此，在中国“天人合一”是农业生产的和谐得来的；游牧民族的“善恶对立”，实际上是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强暴。
李菁：您在书中也说到类似观点，说中国思想的二元观，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，都会综合成辩证的推演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绝对理性的追求呢？
许倬云：传统的中国思想不追求绝对理性，而是追求最终的“善”与“和谐”——二者都是动态的。比如：教育一个所谓的“坏小孩”，你用软的办法感化他，可能比较合适；若是用坏的办法惩罚他，这个孩子可能就被毁了。对于自己，同样如此：可以用善的办法自我反省，发现“我错”，则自我纠正，不用自以为是，斗人为乐。
李菁：这种动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，但是为什么到了南宋以后，朱夫子解释的儒家伦理又变成一个固定僵化的结构呢？
许倬云：朱夫子的思想是“结构论”：有一个四平八稳的秩序，这是一个已经设定的“理想结构”。于是，君臣之间就如天地之间：明君英主代表了最善的秩序。但是，下一步的推演，只要是“君”就是“明”，只要是“主”就是“英”——有了这种预设，君臣之分就不容僭越，上下之间就是自然的秩序，不容挑战，更不容颠覆。
（本文摘选自《历史的钟摆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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